解放战争之初，国内有识之士一致认为，谁先取得东北，谁就可以得到全中国。1945年8月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有关部队发出了进军东北的命令。东北根据地的创建经历了一个艰苦、曲折的斗争过程，其中尤以清剿土匪最为复杂和激烈。
有枪便是草头王
东北有三宝：人参、鹿茸、乌拉草。但在过去，东北的另一“特产”也举世闻名：土匪。早在清政府内忧外患时，土匪就已经乘势而起，正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
东北土匪，又称“胡子”。东北土匪的发展有3个重要时期：一是在清咸丰时期。由于太平军起义，驻东北八旗军大部入关作战，造成关外兵力空虚，土匪乘虚崛起。二是日俄战争到日本侵占东北期间。由于连年战乱，上万股土匪蜂拥四起。有统计，当时东北土匪拥有枪支180万条。三是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满洲国”也随之土崩瓦解。东北忽然间出现了政权“真空”。日本关东军在宣布投降后，为制造混乱和减少当俘虏的人数，在1945年8月19日宣布的 《第62号命令》中，指令“伪满洲国”的兵团、内蒙古的“蒙王”伪军以及驻绥远的伪军各部自行解散，造成10万伪军散落在东北各地。同时，日伪遗弃的枪支弹药也大量流散，造成了土匪活动的适宜条件。一时间，东北土匪活动猖獗起来，什么“花蝴蝶”、“草上飞”、“占天时”等一哄而起，四处作祸。当时民间有句顺口溜：“有钱的怕绑，有姑娘的怕抢，走路的怕劫，出门的怕攮”，普通老百姓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中生活。
胡子“受封”变身国军
东北光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为赶在共产党之前控制东北，派遣了大批特务等人员进入东北各地，并与各种帮会土匪建立联系。收编敌伪残余（伪官吏、警察、宪兵）、惯匪和被清算的地主恶霸，组成所谓的“地下军”、“先遣军”、“保安军”等，对各地土匪进行“接收”。一时间，东北土匪势力急剧膨胀，最猖狂时达到25万人左右，为中共军队最初进入东北兵力的2.5倍。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在东北组织的匪伪系统就有16个之多，先后委任敌伪残余、惯匪和地主武装 “总司令”和“总指挥”32个、“军长”33名，“师长”158个。国民党收编这些无恶不作的武装势力，目的在于阻止共产党进入东北，所以这些土匪并未因国民党的收编而有所约束，仍旧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共产党进入东北后，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时，一些恶霸地主为了“报复”和变天，也与土匪勾结，破坏土改，打击中共建立的基层政权。同时，他们又与“家理教”、“一贯道”等封建迷信组织相串通，欺骗、驱使某些群众参与其中，更加扩大了土匪的社会基础。可以说，匪患对中共在东北立足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
剿匪是北满决胜的一环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鉴于东北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开展工作。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45年9月在沈阳开始工作，彭真任书记。为加强北满广大地区党政与军队工作，中央又决定成立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1945年11月16日，中共北满分局在哈尔滨成立，陈云任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高岗任副书记兼北满军区司令员。
北满是匪患的重灾区，切身感受到土匪祸害的陈云到达北满后，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认为剿匪乃“当前急务”，“是北满决胜的一环。”为此, 他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提出抽调正规部队到北满、西满剿匪。1945年12月28日,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 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他要求“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 分散到各军分区去, 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
1946年2月，东北局先后派刘转连、宴福生率领的三五九旅，和杨国夫等率领的渤海军区第七师，奔赴北满剿匪。
1946年3月，苏军逐步北撤回国，蒋介石开始向东北大举增兵。5月，我军被迫从四平、长春撤退。为数约两万左右的土匪，乘我军主力忙于正面作战、后方较为空虚之机，在松江、嫩江、合江等地又乘势复起。东北各地相继出现“牡丹江暴乱”、“通化暴动”等事件。5 月下旬，就在林彪率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向松花江北转移途中，有一天联军总部保卫部门给他送来一份急电：“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战科某副科长携机密文件，在特务的诱使并在一股土匪的接应下，叛变投敌……” 四平失利已使林彪深感不安，此时又发生了自己直接领导的部下投敌叛变之事。接到这封电报后，林彪坚决地说：“岂有此理，东北要想巩固，必须消灭土匪和特务。”
1946年6 月1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四平战役后东北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把克服东北当前危机、转变危局的中心环节，放在了“彻底剿灭土匪，解决土地问题”上。
在剿匪斗争中，平息“八二八暴动”，捕获全国着名的大汉奸、匪首姜鹏飞的战斗最为鼓舞人心。陈云曾表扬说，消灭姜鹏飞不亚于消灭敌人一个正规旅。
砍断“四大旗杆”
在北满的广大地区中，合江是匪患的重灾区。盘踞在此的土匪数量最多，头目最大，活动最猖獗。其中尤以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孙久荣等四大股匪为最，人称“四大旗杆”， 每股都麇集千余人。他们都是政治土匪，翻云覆雨，大多起初接受我方收编，后又接受国民党的委任。也有先受国民党委任，后再受我方收编，尔后又反叛的。
1946年9月22日至30日，主持合江工作的张闻天，主持召开了合江军区军政干部会议，提出剿匪的“三猛战术”，即猛打猛冲猛追，并调在延安时期就积累了剿匪经验的贺晋年任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任政治委员。同时加强了剿匪力量，用于剿匪的部队达2.1万人，开始了活捉匪首、清剿“四大旗杆”的战役。
贺晋年带领指战员数次横渡牡丹江，追击顽匪于林海雪原中。1946 年 11 月 20 日，“四大旗杆”中影响最大的所谓第一杆匪首谢文东，被贺晋年的追剿部队追到穷途末路，几百人马或死或降，最后孤身一人被生擒。
张雨新，外号“张黑子”，“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寇，残杀过许多抗日志士。日本投降后，他改换门庭，投靠蒋介石，被委任为“东北第十五集团军挺进军中将、总指挥”。1946年11月下旬的一天，贺晋年等在剿匪指挥部，意外地从俘虏中发现了张雨新的副官。据此人交代，张雨新活动在三道通以西的深山里。得知消息后，贺晋年立即决定派三五九旅八团某连二排排长刘淑彦率领30余人搜剿。藏在窝棚里的张雨新知道已无路可逃，只好束手就擒。
另一匪首李华堂也于1946年12月中旬在窜至大盘道沟堂子时，与我军执行送电台任务的一个通信连遭遇被俘，但李华堂乘人不备脱身逃走。8团的一名参谋带着4个骑兵急驰而追，在一个草甸子里发现了李华堂，将其擒获，把他拉上一辆马车返回部队。没想到半路上马受惊将车拉翻滚下山坡，李华堂当场被摔死。
老惯匪孙荣久，外号“孙快腿”，“九一八”事变后效忠日寇，残害抗日志士，恶贯满盈。“八一五”后，孙荣久曾一度被我军收编，随即又投靠国民党特务分子。1947年1月，三五九旅骑兵团在消灭李华堂股匪后，即进至勃利一带追剿孙荣久股匪，经6天6夜穷追猛打，已将其大部歼灭。3月26日清晨对孙荣久栖息的猴石山搜查，在山腰的一个木屋里将孙荣久和他的副官擒获。
至此，罪恶昭彰的“四大旗杆”在军民合力追剿下全部落网，剿匪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
捉匪首、挖匪根、清匪患
从1947年1月后，剿匪斗争进入到肃清残匪、散匪、捕捉匪首和挖匪根的时期。经过5个月的反复追剿,到1947年5月,东北解放区的匪患基本肃清，那些臭名昭着的匪首均被捕获。
辽沈战役前，经过3年多的剿匪斗争，东北匪患被基本肃清。但在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南下之后，一些地区仍存有尚未来得及肃清漏网的国民党残余武装以及残存的少量地主土匪武装。为此，1948年9月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发布第15号匪情通报，要求各地进一步组织力量，迅速督剿。1949年1月15日，黑龙江、合江、嫩江三省联合召开剿匪会议，要求彻底消灭残余土匪。
东北解放区剿匪斗争的胜利，有力地保卫了解放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了根据地，为日后的全国各解放区剿匪提供了经验。